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到底是什么？
我以前觉得是生离死别，是想见不能见。但莎娜从印度老家回来后，哭着跟我说，不是的。
最遥远的距离是，你揣着满心的欢喜和礼物，跨越几千公里回到你出生的地方，结果你爸看见你的第一句话是：“家里要盖新房，钱你出。”
没有一句“路上累不累”，没有一个拥抱。
就那么理直气壮，仿佛她不是远嫁五年才回来的女儿，而是一笔刚刚到期的行走债务。
莎娜当时就愣住了，看着父亲兰希尔那张黝黑又严肃的脸，一肚子的话全堵在了嗓子眼。五年了，她想象过无数次重逢的画面，唯独没有这一出。
她的中国丈夫杜开明，一个憨厚的北方男人，赶紧把礼物堆过去，笑着打圆场：“爸，我们先……”
“先什么先？盖房是大事！”兰希尔眼睛一瞪，视线像X光一样，把这对小夫妻从头到脚扫了一遍，那眼神，莎娜太熟悉了，是估价。
那一刻，莎娜感觉心里的某个角落在“咔嚓”一声后，碎了。
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为了躲开父亲，莎娜跑到厨房帮姐姐和妹妹准备晚饭。厨房还是老样子，一个土灶，烟火缭绕，呛得人流眼泪。
杜开明不习惯干坐着，也跟了进来，很自然地拿起扫帚，开始扫地上的菜叶和灰尘。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举动。
可莎娜的姐姐和妹妹，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手里的活儿全停了，两个人直勾勾地盯着杜开明，那表情，混杂着震惊、不可思议，还有一丝……羡慕。
妹妹悄悄拉了拉莎娜的袖子，压着嗓子问：“他……他怎么还干活？”
姐姐的眼圈直接就红了，扭过头去，假装被烟熏到了。
莎娜心里一抽。
她这才猛地想起，在这里，厨房是女人的地盘，男人是天，是不会弯腰的。别说做家务了，很多男人连自己的妻子叫什么全名都未必记得清楚。
她姐姐的丈夫，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嫁过去的时候，因为嫁妆给得没让婆家满意，婚后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挨骂是家常便饭，挨打也是。
莎娜看着姐姐手腕上那道还没完全消退的淤青，心疼得要命。
她突然明白了姐姐和妹妹那复杂眼神背后的全部含义。对她们来说，一个尊重妻子、会分担家务的丈夫，不是现实，是神话。
而莎娜的神话，刺痛了她们的现实。
后来聊天，姐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真羡慕你，当年你嫁到中国，咱们家不仅一分钱嫁妆没出，还收了彩礼，那时候多少人戳我们脊梁骨，现在看来，你才是最有福气的。”
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了莎娜的心里。
福气？这福气的背后，是用整个社会对女性的轻视和物化换来的。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数据，来自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说平均每天，印度就有近20名女性因为嫁妆问题而丧命。
每天20个。
她们的名字，被统称为“嫁妆谋杀”。
莎娜的幸运，不过是侥幸逃脱了那个巨大的绞肉机而已。
在家里待得实在压抑，第二天，莎娜想自己出去走走，透透气。
可一出门，那股熟悉的、混杂着牛粪、香料和尘土的气味就扑面而来，瞬间把她拉回了五年前。
什么都没变。
真的，什么都没变。
路还是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路边的垃圾堆比她走的时候更高了一点，几头牛慢悠悠地在垃圾堆里翻找着什么。苍蝇嗡嗡地飞，一辆破旧的“突突车”吼叫着从她身边擦过，扬起一阵呛人的灰。
她在中国五年，见证了自己生活的小镇马路越修越宽，高楼一栋栋地盖起来，连村里的土厕所都改成了干净的冲水式。
可她的家乡，像是被时间按下了暂停键。
这种停滞，让她感到一阵心慌。她突然觉得，中国的农村，可能都比印度的一些城里要强。这不是一句气话，是她眼前血淋淋的现实。
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公共设施的缺失。走在街上，你得时刻注意脚下，因为随时可能有“地雷”。所谓的“露天厕所文化”，听起来像个笑话，却是无数印度人生活的日常。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警告过，这种习惯是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
道理谁都懂，但在这里，改变，太难了。
这种落后，不是简单的穷，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麻木和停滞。
莎娜正发着呆，弟弟诺阿帝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一脸不屑地看着她。
“怎么，看不起我们印度了？觉得中国什么都好？”
莎娜不想吵架，只是说：“我只是觉得，五年了，这里应该有些变化。”
“变化？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有我们的传统！不像你们，都被洗脑了！”诺阿帝的声音拔高了八度，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姐弟俩的争吵，引来了街坊的围观。
诺阿帝越说越激动，开始数落中国这样那样不好，全是些从网上看来的、不知道几手的偏见和谣言。
莎娜看着他那张涨得通红的脸，突然觉得很悲哀。
她悲哀的不是弟弟的无知，而是她透过弟弟，看到了一个更深层的东西——那种根植于这个社会血脉里的、无形的墙。
印度的种姓制度，虽然在宪法上早就被废除了，但在人们的心里，它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和视野。它让一些人天生自大，也让另一些人天生自卑，更让整个社会缺少一种向上的流动性和活力。
诺阿帝的固执和偏见，不就是这种无形之墙的产物吗？他们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拒绝看到外面的变化，并把这种拒绝，美化为“坚守传统”。
莎娜放弃了争辩。
她知道，她和弟弟之间，隔着的不是一个太平洋，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她已经回不去了。
原定的三周探亲假，莎娜只待了一周就待不下去了。
她找了个借口，和杜开明提前订了回中国的机票。离开的那天，父亲兰希尔还在为盖房子的钱跟她赌气，一句话都没说。母亲和姐妹们来送她，眼睛都是红的。
飞机起飞，冲上云霄的那一刻，莎娜看着舷窗外越来越小的故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那口气里，有不舍，有心酸，但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
她这才发现，五年，改变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更是她自己。她习惯了干净的街道，习惯了出门不用担心安全，习惯了和丈夫平等地对话，习惯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被尊重。
这些在中国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她的故乡，却成了奢望。
飞机降落在中国的机场，杜开明拉着行李，莎娜挽着他的胳膊，走在宽敞明亮的航站楼里。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这里的空气。
原来，家不是那个你出生的地方，而是那个让你活得像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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