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主席南巡 林彪出逃
1970的庐山会议在陈伯达倒台中闭幕了，与原先所强调的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背道而驰。”大舰队“忙着做检讨，”小舰队“忙着搞阴谋。在1971年2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毛远新甚至公开宣称：“庐山会议是一次‘未遂政变’。”
1971年毛泽东与林彪天安门城楼上“最后合影”
1971年7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入住96号楼。到北戴河后，林彪闭门不出，情绪低落。据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时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
这时，一直在等待林彪“表态”的毛泽东，通过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得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的两个月里，黄永胜等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与熊向晖交谈后，认为“他们还有后台。”
对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部署进行。8月中旬，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1971年8月15日，为了弄清楚具体情况，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说：“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50年来，没有分裂过。”“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
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
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的“第一线指挥”。
林立果等人逆天而行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O”火箭筒对付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有周、朱、叶、聂、徐、刘等，也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对林彪、林立果等秘密策划的这个狠毒计划，毛泽东此时仍一无所知。但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他对身边许多可疑迹象已有警觉。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中午，毛泽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在12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在丰台，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最后说：“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下午四时多，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休息。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9月11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当时，中共中央仍在按原定工作部署，积极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二十二时许，他接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急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计向北逃往国外。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谎称飞机出了“故障”。
1971年9月12日晚，当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等5人乘坐林彪座机从北京飞达山海关机场后，林彪女儿林立衡在北戴河看到林立果已调来了专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立即向北京的周总理报告。此时，周恩来总理一方面命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调
查飞机的事情，一方面直接与北戴河的叶群通电话，进一步了解情况。
当时，正是星期日的晚上，吴法宪首先将电话打进西郊机场专机师师长的家里，追问三叉戟飞机是怎么到山海关的。因为山海关机场隶属海
军管辖，周总理让吴法宪追查飞机的同时，也命令海军政委李作鹏追查三叉戟256号飞机。
深夜，离北京只有300公里之遥的山海关海军机场上，三叉戟256号飞机静静地停放着，负责飞机警卫的指战员们在飞机周围巡逻。对于林彪专机悄然到达山海关的反常行动，
周总理直接向山海关机场发出指令：没有周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海军政委)四个人共同签署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
当周恩来以及空、海军司令部等领导机关，为了追查林彪专机一事正在紧张忙碌的时候，在山海关林彪专机组除了机长潘景寅之外，机组其他8名人员已处在睡梦之中，对外面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
9月13日零时许，山海关机场的佟参谋长从调度室直奔停机坪，就要向机长传达周总理不准起飞的命令时，看到飞机已经启动强行滑出。佟参谋长调动油车堵截飞机，遗憾的是没有将飞机拦截住。
中共中央当时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为防止有人作乱，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他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行了三十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中央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毛泽东仍采取慎重的态度，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9月13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飞机飞出国境，进人外蒙古。
凌晨三时许，毛泽东、周恩来又接到报告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机起飞，现正向北飞行，机上坐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毛、周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原来这是周宇驰等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手令劫持一架直升飞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因为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周宇驰等的图谋，在凌晨六时半将飞机强行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的空地上，陈修文被枪杀，周、于等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获。从直升机上缴获的大量罪证，对后来弄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起了重要作用。
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观察后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三叉戟”飞机在温都尔汗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9月24日，鉴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天来一直拒不交待问题、反而加紧烧毁罪证，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在这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捕归案。至此，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彻底粉碎。
林彪叛逃事件和他们一伙策动政变计划的暴露，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动和打击极大，他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发出心中的感慨：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诗中“折戟沉沙”四字，恰好成了林彪一伙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落蒙古沙漠、丧命异国的绝妙写照。当然，“九一三事件”留给毛泽东的，决不仅仅是这样的感叹。
林彪出逃，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最重大、最惊人，也是最严酷的政治事件。事件的来龙去脉早已公布于众，事件的性质也早已有了定论：林彪出逃，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
【政治即人事，这几本书看完大概就能弄明白历次运动、事件了】
注释
空军司令员王海将军撰写回忆录，其中提到他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一个专业班子论证林彪专机出事原因。其中提到机翼上的洞孔问题，他们认为是机翼中电路起火引起爆炸。他们从技术方面得出结论：如果导弹击落，则洞孔应当穿透，而所谓洞孔实际是呈单面炸开，而铝刺外翻，从这一点证实，该洞孔并非导弹所致。
此事除王海将军等提供的结论外，当时从蒙古回国并带回照片的驻蒙使馆人员孙一先也在回忆中证实：当时提供这一洞孔情况，主要是林彪专机坠落地点，离苏军驻蒙基地很近，怀疑有苏军发射导弹的可能。而提出此问题后，经周总理指示，与中办负责人之一杨德中、外交部军代表李耀文将军等，在事后很快找了一架与出事专家同样的飞机进行了现场分析。当时就否定了“导弹击毁”的怀疑，因为不仅铝刺外翻，系内部爆炸所为，而他亲眼见了飞机内部结构，证实了电路引起油箱爆炸的使然。
至于所谓”导弹说“，在弹道和导弹专家看来，在当时我国导弹要把蒙古温都尔汗的飞机打下来是不可能的，当时装备的导弹还到不了200公里的射程，而中国离温都尔汗则有1100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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